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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石启荣同志系列文章 | 《共和国的钢铁岁月》之:矢志不渝三九载 直挂云帆济沧海
发布日期:2024-07-05 信息来源:永利研究 访问次数: 字号:[ ]

编者按:《共和国的钢铁岁月》一书通过对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石启荣同志的访谈,揭示了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再现了钢铁工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钢铁工业的历史传承和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正能量。本书20余万字,由在石启荣身边工作的同志们历经十多年收集整理而成,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对了解共和国火红的钢铁年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钢铁工业未来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全文摘录自该书第一部分。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在上海北翼长江之畔的宝山区打下第一根桩。经过39年的发展,宝钢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最具竞争力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2016年,宝钢连续十三年进入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榜单,列第275位,在世界钢铁企业排序中列第5位。宝钢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进步,实现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从此,我国钢铁业开始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宝钢工程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建设项目,当初建设这样的大钢厂,必须把全社会的力量组织起来,举全国之力来实施。

宝钢打下第一根桩

1978年12月-1985年9月,第一座高炉及相应的炼钢、公辅设施投入生产,人们习惯称之为宝钢“一期”工程。

1985年10月-1992年7月,第二座高炉及炼钢、轧钢工程相继投入生产,人们称之为宝钢“二期”工程。需要说明的是,宝钢与日本签订的合同中并无一期、二期之分。

20世纪90年代,第三座高炉、1580mm热连轧机、1550mm/1420mm冷连轧机、相应的公辅设施投入生产,人们称之为宝钢 “三期”工程。

进入21世纪,宝钢又建设了1850mm热连轧及1800mm冷连轧汽车板生产线、4号高炉、5m宽厚板轧机以及广东湛江钢铁基地等。

在宝钢39年发展的风风雨雨中,石启荣同志矢志不渝地支持宝钢,他一直谋划和指导宝钢的现代化建设,为宝钢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1980年5月,石启荣同志担任国家建委重工业局副局长。

1982年,国家建委撤销,一分为三,其国土资源局并入国家计委,建设局、标准定额局、设计局、标准研究所并入建设部,能源局、交通局、重工业局和综合局成立基建办公室并入国家经济委员会,石启荣任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5月,国务院代表韩光主持“宝钢建设现场办公会议”,石启荣同志协助国务院代表,全面负责宝钢对外、对内各项事务。宝钢一期共召开8次国务院代表会议、二期共召开10次国务院代表会议。

1983年,基建办公室撤销,石启荣任国家经委委员。 

1984年年初,原基建办公室的全部建制并入国家计委,石启荣任国家计委委员。当时为推动宝钢建设,国家经委、计委成立了“计委、经委宝钢建设联合办公室”,石启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两委重工业局的领导任副主任,解决宝钢工程建设中涉及计委、经委相关事宜。 

1985年10月后,石启荣同志任国家计委委员、专职委员、党组成员,同时兼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副部长级)。

1994年1月以后,石启荣同志担任国家发展改革委顾问。

1996年1月,石启荣同志卸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后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继续为宝钢的后续建设发展出谋划策。 

宝钢每一个重大建设项目,石启荣都亲自带队实地考察、策划、评估,遇到问题不遗余力地协调解决,时刻关心着宝钢的健康成长。 

本篇以时间为脉络,摘取石启荣同志在宝钢各期建设过程中做出的几件有代表性事件,以点映面,以飨读者。

01

改革开放,宝钢扬帆正当时

1976年年底,十年“文革”浩劫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各行各业亟须重整旗鼓,上下都憋足了劲,要把失去的十年补回来,我国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被重新提到最重要的议程上。

当时全国钢产量仅有2100万t,生产技术落后,无法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钢材基本全部依赖进口。

石启荣同志的汇报手稿(摘选)

1977年1月,上海市和冶金工业部提出,为了解决长期以来我国钢材供需矛盾,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国家亟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正式建交,日本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工业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而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双方加强合作可以实现互惠共赢。1977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新日本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对陪同的对华友好人士新日铁会长稻田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日方积极回应, 愿意提供低息贷款,新日铁提供全部的技术和设备。1978年春天,经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会议讨论后,作为从国外引进的22项重点工程之一,中央批准在上海宝山建设宝钢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技术最新的特大工程项目。

宝钢成立工程指挥部

02

举国之力,国务院代表由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基本建设程序照搬苏联模式,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具体工程的体系都按苏联规定设置。宝钢在开工前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按照基本程序,开工建设之前要做“三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路、场地平整)”。所谓的“工期”,是从开工到建成,即主要工程的基础施工开始至投产为止(主要产品第一次生产出来)的时间段。改革开放之后,在与各国的交往中发现, 许多国家的建设程序与我国并不一致。以日本为例,仅项目合同就包括A合同(总合同)、BCD合同、JK合同(施工和生产指导),接着是无负荷试车、负荷运转、合同考核(产品合格率达100%),全部完成后才能交付建设单位使用(最后一笔资金为15%-20%付给完毕)。

由于宝钢工程前期基本未做就开工,加之日本生产和建设各项程序要求十分严格,只能边施工边解决问题,即是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三边工程”不符合项目建设程序, 既违反规定又多花钱。宝钢工程作为典型的“三边工程”,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地域方面,涉及江苏(石灰石、白云石、蛇纹石)、山东(耐火材料)、浙江(砂石料)、上海(生活设施、农民拆迁安置、宝山县建设)等地区;部委方面,涉及计委、经委、冶金部、财政部、机械部、交通部、电力部、煤炭部、邮电部、建设银行等多个部委机构。这么多的问题,仅仅靠一个省或者一个部委牵头是无法解决的,很多问题都要汇报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处。后因谷牧副总理工作繁忙,不再兼任建委主任,由韩光同志接任。但建委很难协调如此多的地区和部委领导,于是,国务院任命韩光同志为宝钢工程建设国务院代表,代表国务院处理宝钢工程建设涉及省与省、省与部委、部委与部委之间工作协调事宜。国务院委任代表对一个工程进行全程协调监管,这在共和国历史上仅宝钢一家。除个别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外,韩光每年都要在上海和重庆召开4次协调会议。

石启荣同志就是协助韩光同志处理具体事务的参谋,事无巨细,如人民来信、施工取费、机械分配、设备选定等,石启荣都一一起草书面报告,报请韩光同志批准。此外,每次宝钢国务院代表办公会议,他都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讨论宝钢建设情况以及需要国务院处理的重大问题,会后起草会议纪要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领导定夺重大事项。

1982年,建委撤销,韩光同志到中央纪委任常务副书记,仍兼任国务院代表处理宝钢事宜。一期投产后,由刚刚卸任的冶金部部长李东冶接任国务院代表。由于冶金部部长卸任后协调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不如韩光同志方便,如办公会议结束后向国务院的书面报告本应由冶金部上报,但李东冶也要用国家计委的名义上报,这就加重了石启荣同志协助处理具体事务的责任和负担。直到宝钢二期工程结束,国务院才取消了宝钢建设国务院代表这一特殊职位。

03

力挽狂澜,诤言解救停建苦

宝钢工程当时匡算的总投资约为300亿元,1980年11月,由于全国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作为从国外引进的22项工程中最大的项目,宝钢工程被迫停缓。

1981年8月,在经过反复论证后,党中央、国务院从实际出发,修改了原定过快的工期,并将整体工程划分为一、二期,一期工程停缓改为续建,为节省外汇,部分设备改由国内制造。

1982年5月,为推进宝钢平稳顺利建设,国务院代表韩光同志主持召开“宝钢建设现场办公会议”,任务是协调解决宝钢建设中涉及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各省市的问题。石启荣同志时任国家建委重工业局副局长,协助韩光同志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一期共召开了8次国务院代表办公会议,会议纪要上报国务院。

1985年9月,宝钢一期正式投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竣工仪式。一期工程共计投资128.77亿元(其中外汇27.8亿美元),主体装备包括原料码头、原料场、1台450m2烧结机、1座4063m3高炉、2座300t转炉,设计年产300万t铁、318万t钢、272万t初轧坯和50万t的无缝钢管。

宝钢一期工程投产仪式

(一)诤言有声,一期由缓到续建

1979年年底,由于全国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的困难开始显现,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日趋困难。不少人对1978年从国外引进的22个重点项目产生了种种质疑。

宝钢项目是重点,社会各界人士议论纷纷。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关于宝钢建设的质疑多达60条,人大代表严厉质疑,“有人计算宝钢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是败家子工程”!“宝钢要能停的停,能退设备订货合同的退,不能退的设备要转到国内其他企业去。”甚至会议现场有代表提醒某经济学家:“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讲”,这位代表回答:“我激动什么,宝钢要花300个亿,全国10亿人,一个人30块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我30块钱还不能买一个发言权?”《人民日报》公开报道,宝钢决策仓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迫于各方的压力,1980年11月,国务院召开会议,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做出决定:从国外引进的22项重点项目全部停缓,宝钢工程也不例外,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生产设备退货,做到“调整、退够、下好”。国家计委主管投资的副主任金熙英同志,冶金工业部部长、副部长等领导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的决定。

石启荣同志当时任建委重工业局副局长,主管全国的钢铁项目建设工作。他与当时重工业局钢铁处的同事们商量,尽管当时中央经济调整的大方针已经确定,但应该向国务院领导如实反映宝钢建设的有关情况。

石启荣召集有关同志算了一笔账,宝钢一个高炉系列(即后来所谓的一期工程)工程概算中,国内投资40.5亿元,停工时已经完成近15.5亿元,剩下25亿元国内建设资金,而已与日本签订合同的设备已经下料制造、完成和未完成的设备都应交付中方,价值高达105亿元。如果不下马,仅需25亿元就可以救活100多亿元的资产,得到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引进的新技术、新设备可以在国内开花结果。如果下马停建,除100多亿元的设备和物资积压外,国家还要花钱建设存放设备的仓库,支出维护设备的费用等。此外,7万多人的施工队伍正在日夜奋战,这些人员的安置也是一项浩大的费用。日方应交付中方的宝钢工程设备是前后配套的,与国内现有钢铁企业是无法衔接的,这意味着已投入的100多亿元将化为乌有,巨大的损失非同一般,难以向全国人民交代。

为此,石启荣冒着风险向国务院呈报了一封《25亿救活105亿》的书信,把宝钢建设的严峻形势、费用损失、施工人员安置、对外合同违约代价等作了详细的报告。

信件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重视和批示,紫阳总理要求“组织论证”,批示很快转发到正在上海召开论证会的国家计委副主任金熙英的手中。 

经过论证,宝钢工程最终恢复建设,避免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减少损失,无奈发明“动维护”

宝钢停建期间,按合同规定,日本应交付100多亿元的设备, 这些设备中,有精密的电气、仪器仪表和机械装备,大多已经运到国内,如果露天存放,风吹雨打,将会受到严重损坏,尤其是电气设备。如果建设仓储设施,又需要大笔资金,于是石启荣向金熙英副主任建议:“先把厂房盖起来当作仓库,把已到的设备放进厂房内,便于保管和维护。”此建议得到大家的赞赏。这样,7万建设大军继续工作,队伍没有散,为宝钢续建争取了时间。

1981年8月,国务院批准宝钢工程续建。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董事长陈锦华把石启荣的这一举措称为“动维护”,他说,“你石启荣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即金山石化,现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也按宝钢的做法建设了厂房。 

可以说,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发明”,大大降低了项目建设停工带来的损失,石启荣同志的智慧和务实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三)编制定额,“概算包干”,省投资

宝钢建设初期,冶金工业部从全国调集冶金建设公司到上海宝山建设宝钢,冶金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叶志强任宝钢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并兼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兼任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宝钢总厂厂长王佩洲、书记朱尔沛。宝钢建设期间以上海市为主,建成后由冶金工业部主管。

建设这样大的工程首先要编制施工预算,否则各项支出没有根据。编制预算需要施工图、工程预算、各项费用的标准、定额等。宝钢工程的特点是以引进国外为主,许多施工机械国内并没有定额标准,需要根据宝钢实际情况编制新的定额标准;此外,当时国内冶金工程建设定额按工程所在地的情况制定,施工单位来自四面八方,应按照上海地区的标准;再加上宝钢大量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用大型机械安装进口的特大型冶金设备,国内并没有现成的定额、费率和材料单价可以套用。可见,编制定额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施工队伍又不能等有了定额后才施工,几万人坐等定额行吗?

石启荣同志提出,宝钢工程应按新的情况编制施工预算的定额、标准,韩光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

由建委设计局吴风池副局长负责组织从全国钢铁规划、设计、 施工、企业、研究院所等44个单位抽调了8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编制基础定额。经过8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宝钢工程国内材料预算价格共12章89节,进口设备、钢结构和国内配套设备、制作钢结构等运杂费、管理费及海运费等8项费用标准,420项专用施工机械台班费等。概算小组共计完成了9册10791页的编制工作,为后续控制工程投资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有了为宝钢量身定做的基础定额,对工程投资就可以有较高精度的概预算。经过缜密的计算,宝钢一个高炉系统工程共计1152个子项全部概算128.77亿元,其中国内投资40.5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宝钢工程同日本新日铁的合同没有一期、二期的界限,1980年宝钢停建,1981年8月国务院下令恢复建设,受资金限制先建一座高炉系统工程,完成后再建第二座高炉。此后,就把先建一座高炉及配套工程称为一期工程,建第二座高炉及配套工程称为二期工程。

概算完成后,国家建委即将撤销,国家建设银行宝钢代表刘建民不赞成由国家建委批准概算,建议交由新部门审批。石启荣同志力主尽快由建委批准概算,避免宝钢敞口建设。为此,石启荣直接向财政部副部长兼建行行长吴博山当面汇报,吴部长同意了这一建议。最终,国家建委在撤销前批准了宝钢施工概算。

概算合法化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原先在没有概算时向国务院领导汇报的国内投资38.6亿元,经计算后现在是40.5亿元,差1.9亿元,怎么办?

石启荣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建议用38.6亿元的资金完成40.5亿元的工程,节约1.9亿元。这个设想,石启荣首先同宝钢副总经理、时任冶金工业部建设司司长鲍德芝商议,因为他是主管冶金建设公司的,宝钢的几大建设公司在宝钢的任务也由他主管。鲍司长支持石启荣的想法,并首先在厂区排水工程进行了试点,结果可行,并在整个工程全面展开。

石启荣重点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六二二”概算包干节余分成办法。各施工单位建设完成后,如有概算结余,60%作为企业发展基金,20%用于集体福利,20%作为职工个人奖励。二是将进口施工机具奖励给施工单位。宝钢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建设工程,国内并没有相应的大型施工机具,都是以设备合同的形式从日本、欧洲采购,如安装4063m3高炉的120t大型吊车,可以连续打击的液压自动打桩机(以前国内都是蒸汽打桩机)等。石启荣考虑到这些施工机具并不是生产检修用机具,施工完成后留给宝钢也没有用。他提出,谁负责施工,施工完成后机具将作为奖励。这两个举措,极大地调动了施工单位的积极性,施工单位自发组织内部挖潜,千方百计改进管理,精打细算,从各种渠道节约资金。

概算包干从1981年开始实施,在各方的努力下,至1985年一期工程完成,共计节约资金2.3亿元,超额完成了当初设定的节约1.9亿元的目标,这也直接验证了这套宝钢工程定额符合“平均先进、经努力可达到”和“既节约投资又实事求是”的要求,是科学、合理的。

宝钢一期工程建设期间,工地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981年的6398元/人·年,提高到1984年的12213元/人·年,提高了90%以上,实际工期也比网络图计算工期提前了两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宝钢二期工程继续实施概算包干,又节约了2.5亿元。

概算小组编制基础定额

后来,国家计委、建设部、劳动人事部、中国建设银行在总结宝钢投资包干的基础上,联合发布了《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管理办法》,在全国全面推行项目包干责任制,这是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工程进度、提高工程质量、节约项目投资、缩短建设周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避咸取淡,用水难题得解决

钢铁厂的生产过程需要用到大量的水,根据日方提供的设计要求,一个高炉及炼钢和公辅设施(通常称一期工程)投产运营后,每天需要消耗18万t新水和400万t循环冷却水,生产用水中的氯离子不得超过50毫克/升。

宝钢毗邻东海之滨,长江的入海口,海水一天两潮,咸潮倒灌时,长江口的氯离子高于1000毫克/升,最高达3950毫克/升,比日方要求值高出20倍,无奈之下只能取用淀山湖的淡水。而淀山湖是上海的城市生活用水备用水源,是上海市仅有的一盆好水。宝钢工程引淀山湖之水,上海市领导多次向石启荣同志抱怨说:“石启荣啊,你同1500万(上海)人争水吃,该当何罪呀?

石启荣听着不答,心想:你点我,矛头不是指韩光么?韩光同志却装着没有听见。

其实石启荣早就在想着这个问题,宝钢建在长江边,可用不上长江水,而要用75公里外的淀山湖水,还背上同上海人民争水的 “罪名”,心里很不是滋味。

宝钢距离淀山湖75公里,取水工程总投资1.56亿元,至1981年停缓时期,管道已经施工20公里。

此时,上海市科协和宝钢设计管理处的专家向石启荣反映,长江口潮起潮落期间,水中氯离子高,但如果避开海潮时间,江水的氯离子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即“避咸取淡”。如果在长江边上开挖一个蓄水湖泊,距离宝钢仅有10公里,可以节省运营费用和建设投资。

听到这个方案后,石启荣同志十分重视,他一方面向韩光主任汇报,另一方面鼓励专家们继续深入研究,提出具体方案。专家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后,提出了具体方案。

韩光同志在重庆组织专家论证和顾问委员会讨论,经论证,氯离子与海潮是相伴相生的,在潮落时大量淡水尽可取用,而海潮是有规律性的,避开潮期,潮落淡水下来时取淡水蓄用是成熟的做法,在连接海水的江、河边都是避咸取淡。即便在枯水季节,江水每天也有处于允许值内的时间段,只是时间短暂而已。结论是,“避咸取淡”,从长江取水方案可行!韩光主任决定:改变从淀山湖取水方案,由长江“避咸取淡”供宝钢用水,并要求按程序报国家计委审批。石启荣又组织人算了一笔账,从淀山湖取水已经花掉了三分之一的预算投资,还剩下1亿元的预算,够不够在长江边上挖一个蓄淡水的湖呢?

宝钢长江引水工程

他立即找到施工单位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要求他们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核算投资。十九冶回答可以完成,并同意包干。

于是,石启荣请宝钢立即向国家计委、经委上报《长江引水工程可行性方案》。石启荣非常清楚,宝钢一期建成投产的后墙时间(1985年9月)不等人。于是,石启荣向国家计委、经委主管领导作了紧急汇报,国家计委也于1983年2月批准了宝钢引水工程。

1984年的大年初一早上6点,冒着刺骨的寒风,十九冶金建设公司与上海港监部门、宝钢指挥部、设计单位200多人齐聚江边,开工验槽仪式开始,朝长江里抛下了第一车石块。在“新年好”的拜年声中,宝钢长江引水工程正式开工!

1985年8月20日,在宝钢全线投产前一个月,水库提前蓄水,项目概算仍有盈余。

1985年11月,李先念同志题词“宝钢长江引水工程落成纪念”。

1986年5月,陈云同志提笔命名水库为“宝山湖”。

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长江水,不仅满足了一期工程的用水, 后来二期、三期用水全部来自长江。

(五)市场定价,一期当年见盈利

宝钢原本是整体建设,只是由于停建过程中将项目一分为二。1985年9月,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产品是272万t钢坯。1985年,我国进口钢材超过1300万t,花掉了40多亿美元外汇。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产品实行调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共存,钢材计划价往往只是市场价的一半。一期建成后, 冶金部明确提出,宝钢建设占用了冶金行业所有的投资规模,别的企业都没钱搞技术改造和建设,所以,宝钢一期的产品,都在冶金部的计划指标范围内,实施计划价格销售。

问题来了,由于计划价格低,宝钢一期投产就会成为亏损企业!这在当时又将引起轩然大波,千辛万苦、十年磨一剑,建成的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居然是个赔钱的买卖。石启荣同志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一期持续亏损,二期可能根本就建不起来!

他认真核算了一笔账,这不是因为生产出了问题,而是价格体系造成的,如果采用市场价格计算,宝钢是有盈利的,且盈利水平不低。

石启荣同志立即向国务院代表韩光汇报,韩光同志没有表态。石启荣估计韩光同志不表态是因为这是生产的问题,不属于建设的事。第二天石启荣再次汇报:宝钢一旦出现亏损,1981年宝钢停缓建设的余波未平,将会再掀起一波反宝钢的浪潮,二期建设就会成为泡影。宝钢如不建二期工程,就成了一个钢坯生产厂,将引世人笑话。韩光同志听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举起双手说“我赞成!我赞成你的意见”。

回到重庆后,韩光同志带着石启荣向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作专题汇报,详细分析了当前宝钢面临的形势,并建议由宝钢采用市场价格自主销售,项目可以实现盈利,以此推动二期如期建设。姚依林副总理当即同意,并决定宝钢的产品,以不高于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价,全部按市场价格销售。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宝钢采用市场价销售钢坯,当年就实现了盈利!

客观地讲,当时冶金部把宝钢产品列入其计划销售范围是正常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也不会提出异议。石启荣同志事前向冶金部主管领导反映了情况,他们也没有坚持原先的意见。

感谢石启荣同志!如果不是他的“多管闲事”,宝钢二期工程很可能会因为一期的持续亏损而大失民心,缓建甚至停建并不是危言耸听。

正是石启荣同志将严峻的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确保了宝钢二期工程的顺利实施。

04

呕心沥血,二期装备国产化

当初决策建设宝钢时,由于国民经济基础薄弱,且钢铁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都不高,仅依靠自身力量是不现实的,当时计划全部采用国外的技术和装备,也与日本、德国签订了全部的设备引进合同,从德国西马克公司引进的是冷轧项目,其他的设备均来自日本。当时有人戏谑道,宝钢完全是“买了一个现代化”。诚然,这种状况实属无奈,以中国当时的技术能力和装备制造水平,只能花钱去买,且有人肯卖,就已经是不错了。

更令人难堪的是,1980年到1981年宝钢停缓期间,日方认为不管宝钢是否停建,其已制作的设备应全部交付,由于中方原因未制作的设备须赔偿违约损失,2050mm热连轧机应赔4000万美元,并提出如果项目重启,日方拥有优先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西马克公司明确表示:保留冷轧设备合同,不索取违约金,推迟三年提交设备,如中方仍不能建设,德方可提供三年仓储服务,费用由中方负担。经研究,中方同意保留德国西马克公司2030mm冷连轧机的合同及条件。

宝钢二期工程重启后,日本方面立即提出恢复热轧合同,并要求执行原来的价格。德国西马克公司也立即派总裁马丁先生到中国参与热轧项目投标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马丁提出,西马克愿意同中方合作制造,西马克派人监造并负责设备质量和管理。中方对此很感兴趣,称之为直线合同,即中方同西马克公司签订2050mm热连轧机合同,西马克公司分交部分设备给中方有关企业制造,最后由西马克公司成套交给中方,设备质量和其他问题都由西马克公司负责,中国企业制造价格也由西马克公司负责。而日本三菱重工也同意中国公司制造部分设备,但要求价格、设备质量、交付进度都由中方负责,中方称之为三角合同。

当时国内制造业的现代化进程刚起步,提高国产化率不仅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发展国内制造业,更可以节省有限的外汇。

为此,以国家经委副主任林宗堂为首的代表团受西马克公司的邀请后赴德考察,最终,宝钢2050mm热连轧机组由德国西马克公司中标提供全套设备(其中部分交由中方企业制造),中外设备合作制造从此开始。

1982年10月至1983年1月,由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兼宝钢工程建设总指挥李非平担任团长、宝钢副厂长寒励同志和石启荣担任副团长,代表团一行40余人赴德国黑森巴赫西马克生产基地审查2030mm冷连轧机的设计。

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石启荣同志对西马克公司的情况有了深刻了解,并与随团人员参观了德国的钢铁企业、西门子公司、奥钢联等,还听取了当时正在研发的连铸连轧(CSP)短流程情况报告,受益匪浅。 

石启荣回忆说:“西马克公司当时非常有诚意,我们参观企业时有问有答,要资料就给,不像去日本考察,需要站在10m之外的地方远观设备,更别提要图纸和资料了。”

满载而归后,石启荣同志写了一份考察报告,袁宝华副主任批给冶金工业部研究。

宝钢二期设备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采取联合设计、合作制造的方式,积极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并从国外成套引进设备,如2050mm热连轧机、2030mm冷连轧机、连铸设备等;二是以国内为主设计制造,部分设备与国外合作制造或引进小成套设备和单机,如高炉、烧结、焦化、石灰焙烧设备等;三是立足国内,选用国内成熟的设备,如设备维修、仓库及公用辅助设施等。

经测算,一期工程全部设备重量41.5万t,其中引进36万t、国内制造5.5万t(主要是维修、运输设备和无缝钢管合作制造的设备),国产化率仅12%,高炉、转炉等设备全部引进。二期工程全部设备重量30万t,冷轧、热轧、连铸等关键设备引进,相当一部分采取合作制造的形式,1990年先期投产的冷轧、热轧、连铸部分国产化率提高到43%;1991年至1992年陆续投产的高炉、烧结、焦化工序,其设备制造主要立足于国内,只引进了少量的关键设备,国产化率已大幅提升至86%。宝钢设备国产化率的大幅提升,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机械装备的制造水平,增强了我国发展制造业的信心,也为其他大型工程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石启荣同志说,宝钢一期工程的技术水平是花钱买来的,不能真正代表我们的水平;二期工程特别是高炉、焦炉、烧结设备是我们自己为主设计制造的,真正体现了我们的水平。

对的!用国内制造厂商的话说,多亏宝钢提供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冶金机械制造业的水平至少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压减定员,高效提升竞争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钢铁工业现代化、提升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钢铁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15.2t(钢)/人·年,而同期日本为293.9t/人·年,美国为260.8t/人·年,欧洲为149.9t/人·年,我国仅为日本的5.2%,差距实在太大。可以说,当时我国钢铁工业与国际先进水平没有可比性。

宝钢的定位是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以新日铁的君津、大分钢铁厂作为样本建设的,产能、产品方案和设备都基本相同。1978年,君津钢铁厂生产粗钢696万t,劳动定员仅为7525人,劳动生产率达到了924.9t/人·年。宝钢一、二期建成后,如果完全按照日本新日铁的设计定员要求,劳动定员也应控制在1万人左右。

我国钢铁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情制约,也有主观上指导思想的差距和失误。石启荣同志早就意识到沉重的人员负担是制约中国钢铁工业健康发展的症结之一。他在宝钢建设期间就多次提出,宝钢是现代化的企业,是以日本的君津、大分厂为样板建设的,必须甩开人员包袱,轻车上路,才能实现企业的健康高效发展。一、二期建成后,宝钢提出劳动定员五万人,石启荣当即就说,同样的企业,日本只要八千人,而我们为什么却要五万人!

宝钢提出,建设宝钢的十九冶金建设公司一万人作为自己的检修队伍,宝钢要建设机修厂解决备品备件问题等。石启荣认为十九冶可以承担宝钢的检修任务,同时十九冶还可以作为独立法人公司。如果作为宝钢的检修队伍,这一万人进入上海的户口由宝钢自己解决(当时上海户口每人要交1.5万元,这笔费用不能从投资中列支)。十九冶领导知道后主动向石启荣表示,不愿意进入宝钢,愿意作为独立经营的公司,希望石启荣帮助解决上海户口问题。石启荣同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由十九冶提出书面报告。石启荣将报告呈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经批准,无偿解决了十九冶上万人的户口问题。

至于机修厂问题,石启荣认为,日本君津、大分厂都没有,宝钢也不应该有。上海的机电设备加工制造能力居全国之首,宝钢备品备件完全可以由上海有关企业协作解决。后来宝钢又请徐驰同志(原冶金部副部长、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给石启荣做工作,希望建自己的机修厂,石启荣还是没有同意,原定的投资建设方案中没有这个项目,无法解决。

按宝钢当时提出的实际情况,如征地后的农民必须进入宝钢。除服务业安置外,还必须进生产厂,特别是女工,只好安排在各厂的行车上(日本是生产工人兼开行车),或安排在党团干部等特殊岗位。

石启荣结合实际情况,同意一、二期定员为2.5万人。实际上,宝钢最高达到1.8万人,此后每年平均减员近2000人,至1995年,宝钢定员已减至1.3万人。到2000年,宝钢一、二、三期人员总和只剩下1.4万人。按照产值计,劳动生产率从1987年129776元/人·年,到1992年已达到403147元/人·年(以不变价格计算),提高了2.1倍。至此,宝钢实现了石启荣提出的“轻装上阵”的目标,仅凭劳动生产率一项,宝钢竞争力就远远高于国内同行企业,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站在了世界钢铁工业的前列。

05

殚精竭虑,突出重围建三期

1992年7月,宝钢二期工程全部完成,李鹏总理在上海宝钢庆祝大会上提出宝钢还要建设三期工程。

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各部门的领导、国外有关公司及参加宝钢建设施工、设计及制造单位的代表。会后国内外的有关人员密切注意宝钢三期工程的建设信息。

宝钢对三期工程作了方案,包括建设第三座4000m3级高炉、250t转炉及连铸等,产能460万t/年,主要生产汽车板、家电板及硅钢等,总投资近300亿元。由于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化,石启荣认为300亿元不够,他要求宝钢认真计算,核算后的总投资为623亿元。产品方案有了,投资概算有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投资规模怎么来?资金从何处筹集?这两个大问题如不解决,三期建设无疑就是镜中花和水中月。

·计划单列,特殊政策巧破题

1993年,由于全国经济形势严峻,物价快速上涨,为此,国家对建设规模采取控制,调整投资结构。各行业当年投资总规模不得超过上一年度的规模。如果宝钢建设三期,就冶金系统而言,就意味着其投资规模有可能被宝钢全部占用,其他钢铁企业可能就没有投资。10年间,宝钢花费了300亿元,全国冶金企业已经基本没有投资,宝钢又要建三期,不但冶金系统反对,冶金部的领导也反对,有的部长说:“把钱给老企业技术改造,产量可以超过宝钢”!甚至连宝钢建设总指挥黎明同志都说:“我虽然是宝钢建设总指挥,但也是冶金部副部长,不能给冶金部出难题啊”。石启荣后来自嘲说:“当时如果我是冶金部长,我也会反对,总得让别的企业有口汤喝吧。” 

石启荣冷静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他清楚地意识到,我国冶金技术与装备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20-30年,如果宝钢不建三期工程,仅改造老企业,在钢铁产量上有可能比宝钢三期多,但在品种、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就无法与宝钢三期相比了。宝钢三期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力排众议,迎难而上。朱镕基副总理在一次会上说过:“我国冶金企业引进了那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为什么到现在连电冰箱面板也生产不出来?

石启荣还提到,当时中国的钢制易拉罐全是进口的,连这种日常用品都需要进口,谈何先进?当时从口袋里掏出来乘车、打电话用的一元硬币,所需钢材全部进口。“落后就要挨打”,加快实现我国钢铁企业现代化的责任感、紧迫感时刻警醒他。继续建设高水平生产线势在必行,国家赋予宝钢的使命,仍任重道远。

宝钢三期的投资规模能否不占用冶金系统的盘子,单独由国家解决呢?1992年,石启荣同志借开会之机,将当时国家计委分管投资的副主任陈光健同志邀请到宝钢,详细汇报了三期工作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陈光健实地考察后,被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深深震撼,回到重庆后,经国家计委党组会议讨论,决定将宝钢作为计划单列单位,宝钢的投资规模由国家计委单独戴帽下达,不占用冶金部的投资规模和产能指标。这一特殊政策,很快赢得了冶金部对宝钢三期建设的支持,但如何解决资金矛盾?石启荣指出,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讨饭吃”。他大胆提出了资金全部由宝钢自筹的意见。要知道,在当时,自筹资金是破天荒的事,国家都没钱,举全国之力都困难的事,何况单凭企业自身呢!

石启荣出了个好点子,这些年物价快速上涨,汇率大幅降低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约1:2降到1:5.3),宝钢一、二期的总资产需要“重新评估”。按照石启荣的建议,宝钢立即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简称永利公司)等4家权威机构对宝钢资产进行了全面评估,并报国家批准。经评估核算,宝钢固定资产由295亿元升值到549亿元。按照国家规定的最高折旧率9.3%计算,每年可以提取的折旧费从30亿元提高到50多亿元,10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每年至少10亿元的利润(净利润1992年为11亿元、1993年为33亿元、1994年为57亿元),完全可以满足三期工程自筹资金623亿元的要求。

众所周知,折旧费提高,上缴的税收就要降低,国家财政怎么办?宝钢不能为了自己三期的“如意算盘”减少上缴财政吧!石启荣向宝钢建议,上缴财政的钱不仅不能降低,而且还要提高,宝钢有这个实力!此外,进口设备需要外汇20亿美元,石启荣提出采取“以出养进”的办法,全部通过出口钢材获得,当时宝钢出口的钢材,国外抢着要,根本不愁卖。

自筹资金、投资规模等问题解决了,三期项目可研报告上报国家计委,计委委托永利公司评估。石启荣同志当时担任永利公司总经理,评估报告经其签发后上报国家计委。

1993年8月,经国务院同意,宝钢三期工程可研报告获得国家批准。 

2000年12月,宝钢三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生产规模达到年产铁975万t、钢1100万t、钢材753万t、商品钢坯176万t,其中可顶替进口钢材441万t。主要产品包括高级轿车用镀锌板、家用电器面板、饮料食品制罐用马口铁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钢材品种,全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石启荣签发的宝钢三期评估报告

石启荣说,自此宝钢一跃成为世界领先的钢铁企业,中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历尽周折,终成大业。

后来黎明副部长说:没有石启荣,就没有宝钢三期,没有三期建设,就没有宝钢的今天。

06

乘风破浪,圆我钢铁强国梦

21世纪前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钢铁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作为我国钢铁行业的龙头企业,宝钢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宝钢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加快实施“抓大放小”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

1998年11月,国务院下达批复,对上海地区钢铁工业国有资产进行战略重组,上海冶金控股公司下辖的一钢、浦钢(原三钢)、五钢划入宝钢,上海梅山冶金公司也同期并入宝钢。联合重组后,宝钢统筹规划,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一钢建成了我国重要的不锈钢精品基地,五钢打造出了具有特色的特钢精品基地,使老国有企业重新焕发了活力。

2007年1月,宝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增资重组八一钢铁有限公司的协议,宝钢增资30亿元重组八钢,成为控股股东。

2009年3月,宝钢参与重组宁波钢铁。2011年12月,宝钢重组韶关钢铁,成为控股股东。

一系列重组完成后,2011年,宝钢粗钢产量4427万t,位列世界钢铁企业第四位。

2012年5月,为了落实国家《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压缩区域钢铁产能,实现产业布局优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设计年产铁920万t,粗钢1000万t,钢材938万t,主要产品为汽车、家电、机械和建筑等行业用板以及管线钢、优质碳素结构钢等,形成与上海基地分工协同、产线互补的品种格局。2013年7月,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开工建设。2015年9月26日,1号高炉点火,标志着湛江钢铁基地正式投产。

冷轧生产线

目前,宝钢以钢铁为主业,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钢铁精品,拥有碳钢、不锈钢、特钢三大产品系列,已形成5000万t钢的综合生产能力,产业布局合理,产品结构多样化。这些钢铁精品通过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出口至亚非欧美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能源交通、金属制品、航天航空、核电、电子仪表等行业。

(一)产业布局:不锈钢“南沪北太”

我国不锈钢产业起步晚,技术水平低,直至20世纪末,年产量还仅有22万t,而国内不锈钢消费量超过100万t,绝大部分依赖进口。此外,我国不锈钢生产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不仅数量不足、产量质量差,而且工艺设备落后,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不锈钢品质的要求。石启荣认为,作为一个不锈钢消费大国,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来我国不锈钢消费量、消费档次将呈几何式快速提升,必须在国内布局若干个不锈钢生产基地。

当时,国内仅有太钢等少数企业有一定的不锈钢生产基础。石启荣认为,不锈钢工程投资大,生产技术要求高,并非一般企业所能承担。宝钢具有很强的技术和资金实力,所处的上海市及周边地区又是我国不锈钢消费较大的地区,从布局上来看,在上海建设不锈钢基地是合适的。而地处北方的太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不锈钢生产技术和经验,当时正在对1549mm热连轧机进行改造,计划将不锈钢产量提升到40万t,不锈钢基地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尽管当时国内不锈钢消费量只有100多万t,但考虑到未来的消费潜力,石启荣大胆提出,中国要建设两个百万吨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即“南沪北太”(南宝钢、北太钢)的战略布局。

宝钢与上钢联合以后,将一钢公司定位为不锈钢精品生产和研发基地。宝钢一、二、三期基本建成后,宝钢已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钢铁企业,并开始着手重点建设不锈钢基地,石启荣也多次建议宝钢加快不锈钢生产线的建设。1999年12月,宝钢上报了一钢不锈钢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石启荣同志时任永利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他组织相关专家对该项目进行评估,他认为项目可研报告中的方案不可行,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方案提出的年产不锈钢46万t,规模明显偏小,无法发挥规模效益。没有一定的规模,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力。二、原上钢三厂与德国克虏伯合资建设生产线,与宝钢集团提出的在一钢建设不锈钢生产线,二者规模相当,属于重复建设。三、产品方案不合理,无法充分发挥轧机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差。基于上述原因,石启荣要求宝钢调整方案重新上报。

根据石启荣的建议,宝钢重新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上钢三厂与德国克虏伯合资公司只建设冷轧工程,不再建设冶炼及热轧生产线;一钢不扩大炼铁及炼钢能力,仅增加产品品种、提高质量、改善环境、提高效益,拟建设1700mm热连轧机组,不锈钢及碳钢均可在1700mm热连轧机上轧制。项目投资110亿元,年产不锈钢增加到70万t。虽然石启荣心中理想的不锈钢基地要达到百万吨级别,但考虑到我国不锈钢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投资数额巨大,国际竞争激烈,建成百万吨级确实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最终,石启荣还是同意了宝钢不锈钢基地的建设方案,但提出要预留将来在70万t基础上翻一番的可能性,将来一定要突破百万吨。

2001年6月,一钢不锈钢项目破土动工。经过两年半的建设,2003年12月,项目建成投产。随着我国不锈钢市场的迅猛发展,“十五”期间,宝钢又对一钢进行了不锈钢扩建。2005年5月,不锈钢扩建工程建成投产,一钢形成了不锈钢板坯144万t、不锈钢热轧卷128.5万t的生产能力,成为我国重要的不锈钢生产基地,也达到了石启荣同志以前提出的建设百万吨级不锈钢生产基地的目标要求。此后,一钢陆续配套建设了不锈钢深加工项目,包括不锈钢冷轧生产线、不锈钢热轧酸洗退火生产线等,形成了从不锈钢冶炼到冷轧的完整生产体系。与此同时,太钢完成了50万t不锈钢改造工程,并开工建设150万t不锈钢生产线。


石启荣同志调研宝钢不锈钢生产线

至此,我国不锈钢“南沪北太”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为缓解我国不锈钢的供需矛盾,乃至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不锈钢第一生产大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高瞻远瞩,合资生产汽车板

21世纪初,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对汽车板的需求量急速增长。2002年,我国汽车销量达到325万辆,用于汽车整车制造的钢材达到590万t。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汽车用钢消费量呈几何式增长。中国这一巨大市场获得了全球主要汽车板生产企业的广泛青睐,新日铁、阿赛洛、蒂森克虏伯、浦项等世界钢铁巨头一方面增加对我国的出口,另一方面为降低成本、占领市场而紧随主要用户(汽车厂商)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汽车板尤其是高档轿车用板,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生产难度大,其产品质量涉及从原料直至最终产品的每一道工序和环节,任何环节存在问题或技术水平不高,都难以保证最终的产品质量,不仅仅要有较好的硬件支撑,更需要高水平的软件条件。可以说,汽车板制造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钢铁工业整体水平。石启荣深悟其道,他经常像讲故事一样说起这件事:宝钢决策前期,冶金部率队考察日本新日铁,考察团乘坐的是大使馆的国产轿车,但根本追不上日本车。驾驶员只能拼命加速,结果汽车不堪重负抛了锚,插着国旗的中国轿车只能眼睁睁地被日本车拖走。大使馆用的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生锈,涂漆后光洁度也不好,而日本车用的是冷轧板,酸洗、镀锌,轻盈、透亮……

二期建成后,虽然宝钢能勉强生产出“O5”板(德国对高档汽车面板确定的国家标准代号,是高端冷轧产品),但经10年的努力,生产“O5”板的成材率不到 70%,也未得到用户的认可,主要是二期设备、2050mm热连轧机和2030mm 冷连轧机工艺上的限制。

为此,石启荣在会见德国西马克公司总裁巴尔特先生时提出了2050mm热连轧机及2030mm冷连轧机不能生产汽车板的问题,他回答是中方没有要求生产汽车板。石启荣表示中方当时并不知道生产汽车板需要的条件,德方应在产品方案中提出来供我们选择。巴尔特先生解释说,当时面临日本三菱重工激烈的竞争,如果增加汽车板,在装备上需要增加很多东西,如轧辊磨床,再加上知识产权等,价格就会相应增加,西马克公司将失去优势,无法获得合同。另外,2030mm冷连轧机的合同早就实施了,再增加设备也是个问题。

汽车板生产线

石启荣同志冷静地分析国内外汽车板的发展形势,他认为,国内汽车板生产技术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短期内难度极大,仍需要一个漫长的研发过程。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积极谋取与国外合资合作,以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他对中外合资或合作的利弊进行了客观剖析,有利的一面:一是可以实现汽车板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满足与汽车厂商同步开发、同步认证、同步供应的要求;二是能够使宝钢很快参与新一轮世界汽车板标准的制定过程,力争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标准;三是通过合资或合作,宝钢可以参与世界著名钢铁公司新产品开发;四是顺应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与国际先进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并向产、销、研更深层面的合作方向发展。但也要考虑不利的一面,必须让出部分市场和项目的效益,且外方未必同意由宝钢控股。当时中国拥有很大的汽车板消费市场,且增长空间巨大,全球汽车板巨头都将目光瞄准中国市场,积极寻求合资合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宝钢不能迅速提高汽车板生产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将会失去更多的市场和利益。

权衡利弊,总体来说,只要中方企业控股,合资合作就利大于弊。于是,石启荣同志建议宝钢积极与世界主要汽车板生产商开展交流、合作。当时,世界前两大钢铁企业——日本的新日铁和欧洲的阿赛洛公司,提出愿意转让其先进的技术,与宝钢合资建设汽车板生产线,产品主要用于日本、欧洲在中国的汽车制造合资企业, 但前提条件是外方的股权比例不得低于50%。相关部门、行业专家对引进国外技术发展汽车板都持肯定态度,但允许外资持股50%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大多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举全国之力建成的宝钢,是中国钢铁工业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拿中国最好的钢厂与国外合作,还让外资占一半的股份,感情上令人难以接受,国家计委主管钢铁的同志首先不同意合资事宜。

石启荣向朱镕基总理请示关于宝钢合资建设汽车板生产线的事。朱镕基总理说:“石启荣啊,我一共就这么点儿好东西,不能给卖了啊。”石启荣解释说,卖这点儿好东西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东西,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总体利大于弊。朱总理同意了石启荣的看法,项目很快获得了批准。2003年,宝钢、新日铁、阿赛洛成立合资公司,建设1800mm冷轧汽车板生产线,投资额65亿元,宝钢持股50%、新日铁持股38%、阿赛洛持股12%。

2004年12月6日,项目成功轧制出第一卷钢板。

合资项目轧制的第一卷钢板

2005年3月,项目正式投产。由于热轧板是2050mm轧机供应,质量达不到要求,只好再建1850mm热轧机。宝钢至此掌握了生产汽车板的关键技术,并迅速占领国内市场,大大降低了下游汽车行业的制造成本。

截至2015年年底,宝钢汽车板销量累计6500万t,拥有50%的市场份额,是国内能够生产各种强度汽车板独一无二的龙头,引领了国内汽车板及汽车制造业的技术发展与进步,而且产品已经走出国门,远销海内外。

(三)协调建设,5m宽厚板轧机

宽厚板轧机通常是指宽度3500mm(3.5m)以上的厚板轧机,产品主要用于天然气管线、造船、军舰、高压锅炉、核电、桥梁等。

21世纪初,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宽厚板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尤其是造船板)。

当时钢铁企业板材生产宽度基本都在3.5m以下,仅舞阳钢厂有一套4.2m宽厚板轧机,但也很难生产宽度4m以上的钢板,产品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高强度造船板(EH36以上,F级)、油气输送大直径直缝焊管用钢板(X70及以上级)、厚度100mm以上的高压锅炉板全部依赖进口。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加强国防建设,对钢板的性能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石启荣清晰地认识到,民用设施花高价进口宽厚板,花点儿钱我们认了,但舰艇等军工用板是花钱也买不到的。纵观全世界,5m以上宽厚板轧机共13套,日本拥有8套,美、英、德、俄等大国都至少有一套,而我国当时一套也没有,从某种程度上讲,宽厚板轧机代表了一个国家工业和国防的发展水平,是综合国力的表现。我国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却没有一套高水平的宽厚板轧机,与钢铁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宽厚板轧机!

当时,国内船舶市场供不应求,上海外高桥造船厂大规模新建生产线抢占市场,但苦于资金不足。外高桥厂希望同属上海又是产品供应端的宝钢能够参股提供资金支持。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原第六机械工业部)有关负责同志与计委领导进行了沟通汇报,希望协调宝钢参与外高桥造船厂建设,时任计委常务副主任的甘子玉建议请石启荣认真研究并协调处理。石启荣与时任宝钢董事长黎明进行了沟通,黎明提出,宝钢可以投资参股建设外高桥造船生产线,但希望国家计委批准宝钢建设一台5m宽厚板轧机,产品可以供应外高桥造船厂。建设5m宽厚板轧机,黎明的这个想法与石启荣不谋而合。石启荣认为,就资金实力而言,当时只有宝钢能够承担投资风险,宝钢建宽厚板轧机,无论建成后产品、市场如何,即使投资失败,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国家承担义务。

2009年,石启荣、黎明、董建华讨论宝钢项目海运问题在香港留影照片

于是,石启荣同志积极呼吁宝钢加快建设5m宽厚板轧机。

21世纪前后,为抑制物价快速上涨,避免通货膨胀,国家提出尽量减少固定资产投资以平抑物价。钢铁项目投资大,首当其冲成为被重点调控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宝钢5m宽厚板轧机项目迟迟未能获得国家计委的批复。石启荣心急如焚,他一方面要求永利公司做好调研论证工作,另一方面又积极协调国家计委等相关部门。

在一次会议上,石启荣同志见到了朱镕基总理,他详细陈述了建设5m宽厚板轧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请示能否启动项目建设。朱总理表示,个别问题个别处理,对于需要的项目,只要企业愿意建设,国家全力支持。

在石启荣的推动下,宝钢很快再次上报了项目申请报告,经永利公司评估后,顺利得到了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批准。2002年下半年,项目开工建设。2005年3月,代表着宽厚板生产技术水平、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工艺设备的宝钢宽厚板项目正式投产。这是我国第一台5m轧机,设备国产化率超过了90%,采用了高性能轧机及高精度轧制技术、在线自动化超声波探伤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打破了国际上对高端宽厚板的垄断。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总投资68亿元,在投产后短短的三年内,就全部回收了投资,成为名副其实的“印钞机”,该项目不仅仅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更为国防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5m宽厚板轧机

(四)破解障碍,建设四号大高炉

宝钢三期建成后,一、二、三期工程内容组成宝钢集团的核心——宝钢分公司,通常称“宝钢大院”。宝钢分公司主体冶炼装备包括:3座4000m3级高炉、3座350t转炉、2座250t转炉和1座150t超高功率直流电弧炉。3座高炉容积合计12476m3,设计生产能力1050万t/年;5座转炉设计生产能力970万t/年(不含电弧炉生产能力)。按照设计生产能力,炼铁系统和炼钢系统产能整体较为匹配(如铁水有富余,可用于电弧炉炼钢)。

石启荣同志时任永利公司专家委员会顾问,他时刻关注钢铁工业的技术升级与发展。他意识到,近年来随着转炉顶底复吹、溅渣护炉、铁水预处理等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操作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转炉冶炼周期普遍由40分钟至45分钟缩短到35分钟至40分钟,平均炉龄由2000多炉提高到10000炉以上,炼钢生产能力已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经重新核算,宝钢分公司5座转炉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1450万t/年。从铁、钢能力匹配来看,炼铁能力不足制约了炼钢能力的发挥,约有400万t/年转炉炼钢能力不能有效利用,亟须配套完善以发挥国内最先进炼钢系统的装备能力。

于是,石启荣同志建议宝钢增加一座4000m3级高炉,并配套建设1880mm热连轧机组,实现炼铁、炼钢、轧钢全流程的匹配。由于是对现有工艺流程的填平补齐,项目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有利于宝钢分公司进一步挖掘现代化装备的潜力,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多生产国家急需的汽车板、冷轧硅钢片、电镀锌板、 电镀锡板、宽厚板、油气输送管线等高附加值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

按照石启荣的建议,宝钢很快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拟建设四号4747m3高炉、三热轧1880mm热轧机组、五冷轧1800mm冷轧机组。

意想不到的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过程中却遇到了意外的阻力,冶金部个别权威专家反对建设4号高炉,甚至还传闻是朱镕基总理反对。 

于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对4号高炉的建设计划被迫搁置。

4号4747m³高炉

石启荣同志得知此事后,觉得事有蹊跷,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查明事情的真相。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见到朱镕基总理,当面请示是不是总理不同意建设4号高炉。朱镕基总理答复说:“没有这样的事,只要有效益,别说上4号高炉,上5 号高炉我也不反对。”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石启荣立即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管钢铁行业的副主任张国宝澄清没有任何根据的传言。很快4号高炉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了核准。2005年4月27日,宝钢4号高炉建成投产,新增炼铁产能400万t,宝钢分公司总产能达到1600万t,各工序平衡配套、能力充分发挥,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宝钢的产品结构,提升了产品档次。

(五)注重环保,引入炼铁新技术

传统的长流程钢铁冶炼生产为:焦化—烧结—高炉炼铁—转炉炼钢—热轧工艺,流程长,污染大,且需要大量的炼焦煤。

COREX熔融还原技术,是一种用煤和铁矿生产铁水的非焦炼铁新工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代替传统的“焦化—烧结—高炉炼铁”流程。与传统的高炉炼铁流程相比,COREX不用焦炭,有利于节约短缺的焦煤资源,不需要焦化、烧结等工序,具有污染小、能耗低、投资低、生产调度灵活等特点,属清洁生产工艺。

COREX工艺流程示意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地利、日本、原苏联、澳大利亚等国都在积极开发研究熔融还原新工艺,其中奥地利奥钢联在实现该技术工业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987年年底,由奥钢联设计,在南非伊斯科公司比勒陀利亚钢铁厂建成一套年产30万t铁的工业生产装置(C1000型COREX炉),实现了产业化生产。

石启荣很早就关注熔融还原工艺技术的发展。他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因工业化时间短,废钢积蓄量严重不足,利用废钢为原料炼钢(短流程工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普及,从矿石中炼铁仍是我国钢铁生产的主导模式。熔融还原炼铁工艺与高炉炼铁相比,具有高效、优质、低耗、节能、清洁、紧凑等方面的先进性,是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有望成为世界钢铁工业又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变革。

1993年7月,石启荣组团赴南非伊斯科公司考察COREX熔融还原炼铁工艺。考察的目的是了解 COREX技术的可靠性、生产运转的稳定性、经济效益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考察团由石启荣任团长,国家计委、宁波市政府、冶金工业部、永利公司、宝钢集团、重庆钢铁设计研究总院、上海冶金设计研究院等领导参加。南非伊斯科公司拥有当时世界上第一座 C1000熔融还原炼铁炉,得到了国际钢铁界的广泛关注,石启荣一行是伊斯科公司接待考察COREX工艺的第503个考察团。

通过对奥钢联和伊斯科公司COREX装置的考察和交流,考察团一致认为:伊斯科公司的实践证明,COREX技术是成功的、先进的、可靠的。在向国家计委提交的报告中,石启荣建议:为使我国钢铁工业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尽早决策, 在我国建设一座全新流程的年产150万t的钢铁示范工厂。但作为前沿技术,该工艺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包括能采用粉矿作原料的COREX工艺、炉顶煤气的优化利用、随制氧产生的大量氮气和稀有气体的充分使用等尚需研究开发。此外,宝钢领导黎明此前也前往考察过,同样主张在宝钢建设该工艺设施。 

2005年,由于上海浦东钢厂(原上钢三厂)厂区规划为2008年上海世博会用地,浦钢整体搬迁至宝山区罗泾新厂区,考虑到浦东钢厂没有炼铁工序,需要新建炼铁。石启荣同志向时任宝钢董事长谢企华同志建议,在对奥钢联COREX技术进行充分吸收、消化和开发的基础上,在罗泾厂区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COREX C3000型熔融还原炼铁炉,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熔融还原示范性工厂。

宝钢技术力量雄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强,是我国最适宜首先采用COREX新技术的钢铁企业。谢企华与石启荣不谋而合,同意石启荣的建议。

这时南非萨达哈、印度金达尔分别建成投产2座C2000炉,韩国浦项1座C2000炉也建成投产。宝钢组织专家考察上述几家生产情况后,在改进十余项措施的基础上决定建设C3000熔融还原炉。

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乐江(左四)和石启荣同志在韩国浦项参观

2005年6月,全球最大的C3000型COREX炉在宝钢罗泾厂区开工建设,2007年11月建成投产,设计年产铁水150万t。在第一座投入生产后,又陆续改进十余项措施。2008年4月,开始建设第二座COREX炉,2011年建成投产。经过生产考核,认为该工艺技术是成功的,只是由于原料需进口球团矿(价格高),以及煤气未能充分利用等原因导致炼铁成本比高炉偏高约100元/t。

后来,考虑到新疆地区煤炭资源丰富且铁矿价格低,更有利于COREX的生产运行,2012年1月,浦钢的两座COREX炉搬迁至新疆八一钢铁公司。2015年6月,八一钢铁两座COREX炉成功点火开炉。

宝钢COREX主体装备

COREX技术引进后,经多年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生产工艺得到进一步优化,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是传统高炉的4%),能耗更低,更加环保,这一全球最先进的炼铁生产技术已经在中国这块沃土上生根开花,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五)湛江钢铁,实现钢铁“强国梦”

经过20年的发展,宝钢所在地区已由偏僻的宝山县变成了繁荣的上海市宝山区,厂区周边被高楼大厦包围,大大压缩了宝钢在上海发展的空间。石启荣同志开始思考宝钢的后续发展问题,宝钢虽然有了今天,但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早在1992年,石启荣同志主持编制了《我国新建钢铁大厂厂址比选研究》,对广东湛江、江苏连云港、山东日照、河北曹妃甸、浙江宁波等多个有代表性的沿海地区进行了深入的厂址比选论证。研究报告指出,广东湛江地区钢材市场需求旺盛,环保容量大,有天然的深水航道,内陆海陆运输十分便利,是理想的厂址。

2003年,石启荣同志组织专家队伍,再次到湛江东海岛调研。会上,石启荣听取了广东省领导对湛江钢铁基地建设的想法。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钟阳胜提出,广东省正在规划由广钢、韶钢建设千万吨钢铁基地。石启荣指出,广钢、韶钢和广东国资委可以出巨资建设千万吨钢铁厂,但要建设拥有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现代化钢铁厂,仅靠广东是远远达不到目标的,湛江东海岛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建设千万吨级沿海钢铁大厂的优良厂址,不能用做西服的料做坎肩。石启荣推荐宝钢来建设湛江钢铁基地,并承诺只要广东点头,他有把握把宝钢这个“金凤凰”引进来。钟阳胜非常赞同石启荣的建议,表示将提请广东省委常务会议上讨论,一个月之后给予明确的答复。不到一个月,钟阳胜回复石启荣,经省委讨论,同意引入宝钢,推进湛江钢铁基地建设,“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之后,石启荣同志找到了时任宝钢董事长谢启华,向她分析宝钢发展的形势、宝钢在上海未来面临的困难,建议宝钢加快在华南沿海布局,占领广东和东南亚钢材市场。谢启华同志当时也在考虑在上海之外另辟基地,正苦于没有合适的厂址和时机,两人一拍即合。可以说,石启荣为广东和宝钢做成了一个大媒。

之后的几年,石启荣同志每年都要到广东省湛江市考察,每次都受到广东省主要领导接见,他与广东省领导和宝钢领导多次协商、 沟通,就投资合作方式进行协调,积极推进基地前期工作。为解决引入宝钢与广东省属钢铁企业之间的矛盾,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区域市场竞争力,石启荣建议,由宝钢跨区域重组广钢、韶钢和珠江钢铁厂,实现对广东省属钢铁企业控股,收购资金可以作为省属企业投资湛江钢铁基地的股份。但好事多磨,这个思路遭到广州市政府、广钢、韶钢的抵制,重组事宜进展缓慢甚至停滞。石启荣同志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介绍了联合重组的思路,当时张德江书记未提出明确意见。第二年,石启荣再次向张德江书记、黄华华省长提出上述建议。到了第三年,石启荣向广东省主要领导说,同一计谋做参谋的只提三次,以后不会再提。这次,张德江同志指示,要求广东省政府按照石启荣的思路积极推进重组事宜。此后,汪洋同志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为加快重组事宜,推进湛江钢铁基地的建设,汪洋明确提出:“广州市是广东省的广州市,广州市和广钢、韶钢要服从大局”,在对广州市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后,彻底扫除了宝钢联合重组广钢(其间珠江钢铁厂倒闭)、韶钢的障碍。

湛江钢铁基地示意图

此后,宝钢集团按照石启荣的建议,跨区域重组了广钢和韶钢,重组完成后,关闭了广钢白鹤洞生产基地。2004年12月,广东省政府与宝钢向国家发改委联合上报《湛江钢铁基地项目核准申请报告》。2005年,永利公司对申请报告进行了评估,专家委员会顾问石启荣同志又多次召开专家会议、实地调研,完善项目产品方案、优化总图布置。2006年,经石启荣同意,永利公司出具了加快建设湛江钢铁基地的评估意见,认为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的建设,不是简单的上新项目,而是以淘汰落后、城市钢厂搬迁为基础,与控制总量、 布局调整、科技创新、企业重组、节能减排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环境、生态环境和要素制约形成的倒逼机制,以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推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2008年,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开展前期工作的“路条”。2012年5月,经国务院同意,宝钢湛江钢铁基地正式获得批准。获得批文的当天,湛江市长亲吻批文的画面,尽管遭到了媒体的口诛笔伐,但也反映了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的来之不易。

2013年7月,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开工建设,年逾八旬的石启荣同志参加了开工典礼。2015年9月26日,1号高炉点火,标志着湛江钢铁基地正式投产。这是继30年前上海宝钢1号高炉点火后,又一个现代化大型钢铁基地诞生,湛江钢铁基地主要产品为热轧板、厚板、冷轧板、硅钢,形成与上海基地分工协同、产线互补的品种格局。湛江钢铁基地建成后,宝钢将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国际一流钢铁企业的地位,并继续扩大宝钢钢材的市场。

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开工建设和1号高炉点火

宝钢原董事长、冶金部副部长黎明同志说:“没有三期,就没有现代化的宝钢;没有湛江,就没有宝钢的未来。”

石启荣同志经常说:“邓小平同志早就高瞻远瞩地认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湛江钢铁就像宝钢初期决策一样,短期内可能会受到各方的质疑,但历史终将证明湛江钢铁的价值, 湛江钢铁就是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强国梦。”

事实上,这个证明根本不需要很远的未来,湛江钢铁基地在建成投产后的第二年即2016年就实现了盈利。

07

小小故事,钢铁兴业识真君

故事一:日本人曾怀疑中国能否建成现代化的钢铁

宝钢决定上马后,日本当时就有人提出疑问,“给你们供应设备,你们能不能建设出来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 

诚然,以当时中国的施工技术和能力,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难度实在太大。 

钢结构厂房、高强度螺栓、钢制脚手架,这些都是新鲜事物, 用传统的混凝土厂房、普通螺栓、竹制脚手架,远远达不到建设现代化钢厂的要求。但全国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这一壮举。以模板为例,我国混凝土浇筑一直使用木模板,强度低、易变形、表面粗糙、漏浆严重,日本已经普遍使用性能优越的钢模板。宝钢混凝土浇筑面积达650万m3,必须采用钢模板。起初,宝钢技术人员不知道钢模板需要成套使用,两两配对,通俗地说有“公”“母”之分,于是自行设计制造了钢模板,却屡受漏浆困扰。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提出高价出售钢模板专利。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石启荣指出:“不能连小小的钢模板都需要引进,那得花多少冤枉钱!”于是,他要求宝钢引进数套钢模板,组织人员进行技术攻关,经多次试验,最终攻克了“漏浆”这一难题,之后钢模板迅即在全国得以推广。

故事二:虚心接受“水洗石灰石”新理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鞍钢恢复生产到建设三大工程,一直都是苏联的援助和企业生产管理模式,虽然有我们自己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毛主席称之为《鞍钢宪法》),但技术上仍然是追求产量而忽视效益,不注重节约能源。例如,我国高炉炼铁生产采用“大风、高温、高冶炼强度”的方针,欧美日则普遍采用精料、低能耗、低渣量、高效益、长炉龄的理念。 

对于“水洗”石灰石(冶炼所需的辅料),石启荣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在日本参观君津厂高炉时,石启荣问操作人员,为什么4000m3级大高炉没有出渣口?对方回答说,出铁的同时也从铁口出渣,为了节能,高炉严格控制渣量。石启荣同志恍然大悟,“水洗”石灰石的目的是控制渣量!他说:“虽然我是学钢铁的,但通过宝钢建设,真真切切学到了很多新的钢铁知识。

运往宝钢的石灰石

故事三:连铸生产Ø140mm无缝钢管

1982年年底,中方一行40余人前往德国西马克审查2030mm冷连轧机设计,参观了多家钢铁企业。在参观杜伊斯堡胡金根厂时,石启荣发现其无缝钢管管坯是通过连续铸造生产的,产量很高,远远优于国内管坯模铸—开坯—轧制生产工艺。石启荣驻足良久,所有参观人员都离开了,他仍在观摩。 

回国后,石启荣立即联系了黎明副部长,告诉他自己的所见所闻。黎明对此非常重视,再次派人组团前往,专门考察无缝钢管连铸生产线,最终决定引进该工艺技术。经多轮谈判,宝钢对已有无缝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新增了150t电炉装备和圆坯连铸机, 实现了连铸管坯生产,既降低了生产成本,也增加了产量。

故事四:高炉风口国产化 

高炉风口是极其关键的部位,需要具有优良的导热性和安全稳定性,宝钢一期高炉风口全部从日本引进。 

1982年,石启荣同志到日本考察,参观了专门制作高炉风口的梅方机械厂。当时,梅方机械厂高炉风口拥有全球50%的市场占有率,可以在高炉上持续稳定生产一年以上,而当时我国高炉风口每星期都要更换,严重影响高炉炼铁生产效率。石启荣提出高价引进对方的技术,遭到了委婉拒绝。 

回国后,石启荣组织人员,专门定了一批梅方机械厂制作的高炉风口,对风口进行切割、水压试验、射线检测等,分析化学成分、导热性、耐蚀性等指标,在“浪费”数百个风口后,终于实现了高炉风口的国产化。至此,我国生产的高炉风口使用寿命也超过一年,宝钢二期高炉均采用国产风口。

故事五:日本防备石启荣“偷”技术 

宝钢建设过程中,石启荣代表中方与日本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过程中,石启荣提出的一些问题引起了日方注意,后来他们知道石启荣是钢铁内行,多次称赞,石启荣先生的技术水平大大的高, 远高于其行政职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后现场考察钢铁企业时,日方不再安排石启荣近距离考察工艺装备和技术操作,不再提供相关技术文件。 

石启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了了解UOE(大口径直缝焊管) 工艺,他多次去日本现场考察,提出多个涉及UOE的技术问题,日方均委婉拒绝回答。每次参观,都有好几个人在旁边“陪同”, 到了焊接工艺时,石启荣只能在10余米之外的地方“远眺”,自然也不能同操作人员对话。后来,在德国参观同样的UOE生产线时,德国人有问必答,与日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值得一提的是,宝钢建设5m宽厚板生产线,同时建设了UOE生产线。

故事六:从不参加宝钢举行的宴会 

石启荣同志为了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会独辟蹊径、想方设法。但生活上,他却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严格执行国务院代表韩光制定的规定:办公会议期间,一切费用自理,不参加吃请,不接受礼品。每次去宝钢工作,石启荣都是同宝钢的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 

1985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竣工投产仪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参加并对宝钢项目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但在宴席上并没有石启荣的身影。

故事七: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 

宝钢的领导说:“没有石启荣同志,就没有宝钢三期建设,没有三期就没有宝钢的今天”,“没有石启荣同志,就没有宝钢的湛江基地,就没有宝钢的未来”。

为此我们向石启荣同志求证,他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我只是提出了一些建议,是宝钢的领导、广大冶金建设者和宝钢职工的辛勤工作以及有关部门和省、市,特别是上海市、广东省大力支持的结果”。

的确,宝钢建设得到了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百姓的大力支持, 同时,建设宝钢是一代宝钢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奉献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石启荣同志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不唯书,不唯上,敢言善谋,创造性地解决了宝钢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为宝钢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开创了我国现代钢铁工业建设的新局面。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宝钢人是不会忘记他的。

注:原文载自永利智库公众号,撰稿人:陈子琦、谷林、张标。